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抗疫情为重还是保经济优先，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艰难选择。事实证明，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找到了合理平衡点，既保护了公民健康，又实现了经济增长，成为全球典范。“疫情期间，我们国家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政策，在抗疫和发展经济之间更侧重疫情防控，暂缓恢复生产，短期来看可以说为抗疫付出了较高的经济代价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正是因为我们没有马上恢复生产，承担了一部分经济上的损失，严格控制疫情，才能在最短时间内将疫情控制住。中国几乎是目前全球唯一经济增长的国家。因此可以说，中国采取的策略是成功的。”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　　“在疫情肆虐的当下作出正确的选择，其实是个难题。”王俊秀说，“比如美国、欧洲都选择了相对宽松的防控政策，不那么严格地控制疫情。因为要做到防控万无一失，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经济成本就会很高。但是现在看来，如果疫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，经济成本可能更高。”

　　此外，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时，个体对政策的接受度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。疫情期间，在复工复产问题被反复讨论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做了一项问卷调查——“疫情中的社会心态调查”，让民众在上班与居家隔离之间作出选择——愿意为工作承担多大的感染风险。调查结果是，60%-70%的人选择零风险，部分人选择能接受的风险是1%，所有人的选择都是低于5%。“而我们国家的防控政策就是要做到没有风险，这与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因此深得民心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。”王俊秀说。

　　王俊秀观察到，由于疫情整体得到了控制，现在，人们的心态已经普遍松弛下来，“虽然还保留着戴口罩等习惯，但已没有了之前紧张的状态。尤其是看到北京、大连、青岛等部分地区疫情出现小幅度反弹后都很快得到了控制，民众不再担心疫情会再次大规模暴发，所以也没有了疫情最初暴发时的那种恐惧。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庆长假期间，去外地游玩的人非常多，这说明大家心里的警觉性已经减弱了。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，因为人不能长期在紧张的状态下生活，否则会导致心理健康出现问题。现阶段，在抗疫和恢复经济民生之间，老百姓已经作出了新的选择，把侧重点放在了生活上，感觉对疫情防控保持一定警觉可能就够了。”

　　“疫情中的社会心态调查”数据显示，疫情发生的最初3个月，中国民众心理经历了从“不太重视”到“恐惧焦虑”到“理性回归”的曲线变化。王俊秀团队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，他将其总结为“三信模型”，即信息、信任与信心的关系模型。“其中处于最核心位置的是信息。信息可以提高信任，信任会增强信心。”王俊秀向记者解释说，信息来源有两个：一是官方渠道；二是社交媒体。官方信息渠道不畅时，社交媒体上的“小道消息”就会泛滥，人们的恐惧情绪也会增长。相反，如果官方及时、透明地公开疫情信息，人们对政府、机构以及彼此的信任度就会提升，对国家疫情防控政策也会有信心。“这个发现不仅对此次疫情，对今后类似的公共事件都有意义”。

　　王俊秀指出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方面，我国面临着与2002年年底出现的SARS疫情相似的问题。总结SARS防控经验时，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防控策略，此次疫情中，“四早”原则更是得到国家层面的重申和反复强调。为什么“四早”原则在此次疫情初期的应急响应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？王俊秀认为，根源在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存在问题。他说，反思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急响应和防控过程，可以发现，被认为行之有效的“四早”原则在针对疫情病例层面确实发挥着决定性作用。疫情防控的“早发现、早报告”至关重要，直接决定着能不能做到“早隔离、早治疗”。针对这次疫情采取的测体温、流行病学调查、核酸检测等手段，对及时发现人群中存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和病毒携带者、及早隔离、及早治疗、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疫情的防控机制应该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，疫情的“早发现”不只是医院门诊诊断，而应该是综合的疫情风险判断；疫情的“早报告”不仅是医疗系统对传染病例的报告，还应该包括对疫情信息的报告。病例层面的“四早”基本上是技术层面的原则，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疫情防控的机制层面。因此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，这一机制不仅要让医疗部门、疾控部门、应急管理部门、各级政府能够有效协同，也要调动个体、家庭、社区、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，形成一个风险应对的共同体。